武汉市“三乡工程”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研究

2022-06-10 15:53:57 来源：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调整字体

—1—编号：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总结报告2020年12月8日填报学科分类社会学课题名称武汉市“三乡工程”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研究课题负责人付寿康课题负责人主管单位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联系方式15871486396

—2—课题负责人情况姓名付寿康性别男出生年月1986年9月民族汉专业职务（职称）助理研究员专长乡村振兴与扶贫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课题组成员情况姓名性别年龄专业职务工作单位课题研究分工吴宜财秦武峰李鵾男男男353827科长所长中学一级教师中南民族大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文献资料收集与整理参与课题调研资料整理与撰写报告

—3—总结请按下列要点进行总结（可根据需要加页）（一）成果形式、字数、发表或出版单位、日期。论文11870字论文待发表（二）比照国内外同类研究成果，有哪些新贡献？有哪些不足之处？城乡互动发展历史悠久，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融合发展则是对历史的回应，对现实的解读。城乡资源单向流动与价值的不对等，使得新“三农”问题凸显。武汉市“三乡工程”建设，将城市优势资源带入乡村，建设乡村。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资源结构的优化，有效解决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中以资源不足为核心的系列问题，实现优势群体带动弱势群体包容性发展，互补式发展，意义重大。1、本研究的切入点新。以农村改革为切入点，以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切入，引入对城乡资源的关注与研究，通过农产生产关系变革与资源引入建设“三乡工程”，优化资源配置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2、本研究对“三乡工程”进行了系统梳理。以贵州省六盘水市“三变”改革为镜鉴，梳理“三变”改革的源起、运作机制与政策优化，思考武汉市“三乡工程”行动机制，探讨“三乡工程”建设的优化方案。3、本研究将武汉市“三乡工程”建设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探讨了武汉市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果，成效巩固存在的难点与薄弱点，探究两者有机结合的契合点，优化政策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4、本研究提出了巩固武汉市脱贫攻坚成效的新思路。将武汉市“三乡工程”建设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最有价值的资源；进一步完善支农政策，建设功能多样化的农村；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优化政府服务模式，内外结合建设乡村。不足之处：1、武汉市“三乡工程”建设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效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2、本研究的素材与数据还不是十分的丰富。3、课题的调研与实践还不够深入。4、武汉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的路径考还需要深入思考。（三）同行专家对本成果有何评价？

—4—（四）取得了什么经验和教训？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打赢脱贫攻坚战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乡村振兴才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实现共同富裕新生活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奋斗的起点。“三乡工程”对武汉市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引入城市先进资源要素，破解“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巩固农村脱贫攻坚成效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武汉市大力实施“三乡”工程、农村电商工程、农业科技提升工程，聚集人才、技术、资本等发展要素，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现代都市农业建设，以期率先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率先建立现代农业体系，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武汉市“三乡工程”最大的特点是乡村本土不经历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而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强力推动下，由外部先进要素的溢入和外部市场的拉动，在较低发展水平上实现本地绿色资源与先进要素的结合，实现一种以绿色农业为基础的全新产业“跃升”，从而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形成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激活乡村特色资源，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增强乡村内生发展能力，以巩固农村脱贫攻坚成效。（五）其它值得总结的重要事项脱贫攻坚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三乡工程”建设不仅有利于乡村价值再造和提升，还有助于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武汉市“三乡工程”建设实质是一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要运用矛盾分析法与辩证思维来谋划农村发展，注重科学性与灵活性、一般性与特殊性、阶段性与普遍性规律的运用。

—5—课题负责人（签章）：20年月日课题负责人主管单位意见：单位公章20年月日

武汉市“三乡工程”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研究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付寿康摘要：脱贫攻坚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三乡工程”建设不仅有利于乡村价值再造和提升，还有助于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本文首先梳理了六盘水市“三变”改革的发展脉络，以镜鉴武汉市“三乡工程”。围绕武汉市脱贫攻坚已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难点与薄弱点，分析“三乡工程”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的行动机制，提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最有价值的资源；进一步完善支农政策，建设功能多样化的农村；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优化政府服务模式，内外结合建设乡村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关键词：三乡工程；脱贫攻坚；武汉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打赢脱贫攻坚战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乡村振兴才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实现共同富裕新生活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奋斗的起点。武汉市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重要节点，正以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三化”大武汉为奋斗目标，全力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级大都市。通过大力实施“三乡”工程、农村电商工程、农业科技提升工程，聚集人才、技术、资本等发展要素，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现代都市农业建设，以期率先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率先建立现代农业体系，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一、相关研究文献述评武汉市“三乡工程”①实施的时间并不长，从中国知网的文献检索看，对“三乡工程”研究的文献较少。本文将以脱贫攻坚中农村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参考贵州六盘水农村“三变”改革，这项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实践，时间较长，研究多。以六盘水“三变”改革为基础，探寻来源，探讨“三变”改革的运作模式、运作机制，成效以及对脱贫攻坚的贡献，以“三变”改革典型案例为实证，为武汉市“三乡工程”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提供镜鉴。对于农村的改革，武汉市“三乡工程”与贵州“三变”改革类似。在CNKI中，以“三乡工程”为主题，检索到40多条记录，最早的一篇出现在2017年，内容是关于武汉市黄陂区实施“三乡工程”的探索。目前有关“三乡工程”研究的文献资料少，集中于近几年报刊与新闻媒体报道。另一方面，在CNKI中以“三变”改革为主题，检索到600多条记录，最早一篇出现在2015年，内容是有关六盘水市水城县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践探索。就研究地域看，大部分集中于贵州六盘水地区，少量在四川、甘肃等地。从研究对象看，集中在“三变”改革的①武汉“三乡”工程的主要内容：鼓励和引导市民下乡过田园生活，租赁农村空闲农房和闲置资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把城市文明带到农村；鼓励和引导在外创业有成的能人，返乡创办实业，盘活当地资源，促进农民就业增收；鼓励和引导有社会责任感、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到农村投资兴业，带领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农村发展。

案例与实践方面，例如，脱贫攻坚与乡村旅游等。鉴于有关武汉市“三乡工程”的学术研究少，积淀少。本文从六盘水市“三变”改革的研究综述破题，以镜鉴武汉市“三乡工程”，思考武汉市“三乡工程”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的基本路径。（一）关于“三变”改革的起源2013年底，水城县被列为全省22个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之一，县委、县政府立即在米箩乡和蟠龙镇启动实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率先对农村土地进行确权、登记和颁证，为“三变”全面实施奠定基础。2014年底，为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和全面小康创建，六盘水市委书记李再勇多次到水城县调研，在农民变股民、土地变资本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变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模式，将米箩乡的“两变”演变成现在的“三变”，并在全市推广①。2014年以来，六盘水市针对农村贫困问题积极探索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做法，形成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模式。改革因问题聚焦迅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2017年六盘水“三变”改革模式被正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从实际出发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有效途径，鼓励地方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改革，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群众增收。”农村“三变”改革自2017年初、2018年初分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以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8年6月和9月，农村“三变”再次被分别写入《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中央文件②。关于“三变”改革的根本原因，农村大包干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声。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逐步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传统人民公社制度的彻底改革，农户干多干少不再一样，行为结果大不相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但经过40多年实践，这一体制逐步显现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比如，统分结合问题和资本短缺。多数农村地区资源、资金、劳动力缺乏组织，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迫切需要破解发展瓶颈，整合资源要素、吸引社会资本、创新经营体制，优化与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③。（二）关于“三变”改革的运行机制关于“三变”改革的运行机制。原六盘水市委书记李再勇（2016）“三变”改革是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以农民为主体、股权为纽带、产业为平台、企业为龙头、小康为目标的实践中推进，改革成效显著④。孔祥智，穆娜娜（2016）“三变”改革通过增加农民租金收入、股份分红收入、转移就业后收入、自营工商业收入以及种植业收入等，分别提高了农民财产性、工资性以及家庭自营性收①张周虎.探访米箩——寻找“三变”发源地[J].当代贵州，2015(11):52－53.②张绪清，黄开庆.六盘水“三变”改革何以上升为国家战略？——基于精准治贫的价值与实践阐释[J].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3):1－6.③白明.从农村“三变”到城乡“三变”的推进逻辑[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78－89.④李再勇.“三变”：深化农村改革的哲学实践与思考[N].六盘水日报，2016-1-25.

入水平，不仅找到了农民增收新渠道，还找到了欠发达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①。罗凌（2016）三变”改革通过规模牵引、产业牵引、技术牵引、精英牵引、开放牵引、以产业为平台，以股份为纽带，形成一种推动生产发展的新力量，较好实现了农民由“分”到更高层次的“合”、从化整为零到化零为整的飞跃②。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以农民和工商资本合作为抓手、产权制度改革为动力、农民增收致富为核心、山区生态立体农业发展为主线、集体经济壮大为引擎、乡村经济社会治理为平台，创新土地流转和产权机制，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农村治理能力和发展能力③。岳振（2017）“三变”改革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对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需要的体制机制，解决分散农户干不了、干不好、干了不合算的问题。其关键是农民变股东、核心是农民增收④。王东京，王佳宁（2017）“三变”不是某种固定的农村扶贫模式，而是一种改革理念。低收入者脱贫致富关键是让他们有资产性收入；最关键是推动资产增值；要推动资产增值，关键是建立相应的利益制衡机制⑤。谢治菊（2018）“三变”改革创造性变革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运行机制，通过增加贫困户资产性收入培育农村精准扶贫长效机制，实现“输血式”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脱贫问题。⑥。杨晓敏（2018）各地“三变”改革实践模式有：“三变”+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制改革，“三变”+资金(土地)入股+公司(合作社)+乡村旅游，“三变”+特色产业+多种形式股份制合作+田园综合体，“三变”+党支部+专业合作社+精准脱贫，“三变”+戈壁农业+产业扶贫+乡村旅游等模式⑦。刘培生（2019）六盘水市“三变”改革把分散、闲置的农村各类资源集中起来，选择适合本地高原山地优势特色产业，把分散的小农户家庭经营转变为具有一定规模和更高生产效率的“合作”经营，把农民的土地等自然资源，闲散资金入股到“合作”经济组织，实现组织创新和经营创新。使原有农业生产资源产生更高生产效率，提高收入，加快贫困地区农民脱贫步伐⑧。“三变”改革把闲置资源变成经济发展资源，农民除务工收入，还有各类入股资金收入，成为与“合作”经济组织利益相关的“股东”。既体现了基层农民经营模式创新，又体现了当地政府因势利导的制度性创造。①孔祥智，穆娜娜.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以六盘水市的“三变”改革为例[J].新疆农垦经济，2016(6):1－11.②罗凌.六盘水“三变”改革：从化整为零到化零为整[J].当代贵州，2016(12):34－35.③韩保江.“三变”是农村经济体制又一次“革命”[J].改革，2017(8):26－27.④岳振.农村“三变”：打通农业市场化道路[J].当代贵州，2017(3):40－41.⑤王东京，王佳宁.“三变”改革的现实背景、核心要义与推广价值[J].改革，2017(8):5－15.⑥谢治菊.“三变”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机理、模式及调适[J].甘肃社会科学，2018(4):48－55.⑦杨晓敏.农村“三变”改革创新与实践——以甘肃张掖市为例[J].开发研究，2018(5):104－110.⑧刘培生，杨正巧.基于制度变迁的农村“三变”改革理论解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90－96.

（三）关于“三变”改革的政策优化关于“三变”改革的政策优化。罗凌，崔云霞（2016）用化零为整牵引，创造农民参与社会分工体系环境。以利益联结创新，重构和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创新点在强化农民主体、推进股份合作、催生组织再造、优化乡村治理、从拓展空间深化，加快现代山地特色农业发展步伐，着力点在选好改革主体、建好改革机制、搭好改革平台、搞好改革创新①。在典型案例方面，张绪清（2017）应深化“三变”改革，尽快形成“三变+N”精准脱贫模式，为农村综合改革提供操作经验和实践借鉴。引导农户利用土地入股景区，加快农旅一体化发展。深度挖掘旅游资源与项目建设，将平面式开发变为立体式开发②。陈华彬（2017）对于“三变”改革运行机制的优化，从完善股权设置和流转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理顺村党支部、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健全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四个方面提出建议③。桑瑜（2017）在当前农村经营体制发挥“分”的积极性的同时，应重点解决好如何“统”的问题，要通过农业合作社、“企业+农户”等途径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与农业产业化④。从法律层面，孔令刚（2017）推进农村“三变”改革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加强制度建设。正确把握改革与制度建设关系，在改革中实现制度完善与改革深入的互促共进。构建多层次的农村“三变”改革风险防控机制。做好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工作。探索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⑤。在实践中，窦祥铭（2017）提出加快推进宿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对策有：注重统筹协作推进，加快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加大对承接主体政策扶持力度，强化风险防范机制建设，规范股份合作机制，加强指导机构与队伍建设⑥。“谢治菊（2018）三变”改革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应强化规范，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凝聚乡贤，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支持参与；开展培训，增强贫困户参与；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强化基层组织在“三变”改革中的堡垒作用⑦。纪霞（2018）推进供给侧深化“三变”改革的路径：利用“互联网+”的模式，健全农产品信息服务平台的服务功能。避免产业恶性竞争，合理规划理顺产业品种和规模。走种养殖结合的现代化循环农业，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空间。避免企业过度用地、尤其是破坏和硬化农田的现象，完善土地流转价格机制、评估机制、监督审查机制等⑧。李瑞鹏（2019）农村“三变”改革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路径和重要法宝。平凉市要摸清家底抓确权，搭好投融资平台，探索改革模式，抓好龙头企业，做优特色产业助推农民脱贫致富，强化风险防控解决农民后顾之忧⑨。李盼杰，李靖（2019）建议从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化改革拓展权能、完善资源量化评估机制等方面促进“资源变资产”；从扩大政府扶持资金股权化试点、①罗凌，崔云霞再.造与重构:贵州六盘水“三变”改革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6(12):153－157.②张绪清.农旅一体化助推精准脱贫与绿色减贫---以盘县娘娘山景区“三变”改革为例[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40－46.③陈华彬.“三变”视域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内在机理、运行机制和实证分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7(11):50－58.④桑瑜.六盘水“三变”改革的经济学逻辑[J].改革，2017(7):70－77.⑤孔令刚，蒋晓岚.农村“三变”改革目标、问题与难点突破[J].地方财政研究，2017(7):14－18.⑥窦祥铭.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践与思考——基于安徽省宿州市的调查分析[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8(6):59－65.⑦谢治菊.“三变”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机理、模式及调适[J].甘肃社会科学，2018(4):48－55.⑧纪霞.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深入发展探析——以贵州六盘水三变改革为例[J].当代经济，2018(6):106－107.⑨李瑞鹏.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平凉市“三变”改革的实践与探索[J].甘肃科技，2019(3):6－8.

逐渐放开农民贷款用途、积极探索股量化、收益分配的标准等方面促进“资金变股金”；从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普及农村“三变”改革知识、明确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身份等方面促进“农民变股东”①。刘培生（2019）“三变”改革的路径：在再生产经营过程中探索出好的、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甚至是某个特色产业或分红方式②。张绪清，黄开庆（2019）“三变”改革关键在于生产方式变革中始终坚持“人民中心”价值导向性、理论指导实践正确性、创新实践科学性以及理论建构目的性的辩证统一，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③。总体上看，“三变”改革理念新颖、机制灵活、特色突出、效果明显、政府重视，以多样化的形式吸引资源、整合资源建设乡村，促进乡村脱贫。“三变”改革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指导实践，其运作机制在不断的优化。关于“三变”改革的研究，多为新闻报道式、期刊论文等，主要围绕理论基础、实践经验、改革成效、典型案例等方面展开。随着“三变”改革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将以武汉市“三乡工程”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行动机制，以乡村改革中的具体实践为参考提出巩固武汉市脱贫攻坚成效的基本思路。二、武汉市脱贫攻坚已取得的成果脱贫攻坚中农村工作是重点，武汉市委、市政府坚持“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地位不动摇，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坚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优化农业供给，以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在乡村建设与脱贫攻坚方面，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现代都市农业建设，现代都市农业框架基本形成，乡村振兴迈出重要步伐。在乡村建设与脱贫攻坚方面采取强有力的举措。2017年，武汉通过实施“三乡”工程，共吸纳社会资金160.1亿元到农村，是当年政府投入的7倍多，与上年相比投入农村的社会资金实现了翻番，实现农业增加值14.21亿元。农村空闲农房签订出租协议10078户，年租金达到1.49亿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总额达到22.12亿元，实现农民人均增收864元，对2017年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率可以达56.42%。其中，271个贫困村农民增收2.82亿元，对2017年贫困村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率可达75.3%④。2018年以“共享农庄”为重要抓手，积极引进大企业，进行整村综合开发或现有农房改造升级，并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建设互联互通互享的共享农庄平台。当年年底，共创新实施“三乡工程”的行政村618个，建设共享农庄2085户，吸纳社会资金316.99亿元，实现农民增收48.09亿元⑤。2018年武汉市基本实现现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销号、贫困村脱贫出列。全市精准扶贫战役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脱贫能力显著提高、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特色产业不断壮大、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干部作风切实转变。呈现出“农民变员工、农田变花园、农村变景区”的乡村良好发展局面。①李盼杰，李靖.我国农村“三变”改革面临的困境与对策[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9(3):50－55.②刘培生，杨正巧.基于制度变迁的农村“三变”改革理论解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90－96.③张绪清，黄开庆.六盘水“三变”改革何以上升为国家战略？——基于精准治贫的价值与实践阐释[J].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3):1－6.④孟静.武汉今年47528人脱贫“三乡工程”激发扶贫新动能[N].湖北日报，2017-12-15.⑤侯文坤，廖君.武汉：“三乡工程”打造乡村振兴“强磁场”[EB/OL].新华网，2019-06-12.

在乡村振兴一系列有效措施的推动下，武汉市2018年实现建档立卡86115名贫困人口，271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提前2年完成工作目标，各项工作都走在全省前列。在全省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为“三化”大武汉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2019年武汉实施脱贫攻坚年度任务全部完成，“两不愁三保障”稳定实现，新识别的1740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销号。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2020年，武汉市将严格落实“四不摘”要求，开展脱贫攻坚“回头看”，及时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的监测和帮扶。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推进扶贫产业园建设，深入开展百企帮百村等社会帮扶活动，大力开展消费扶贫与就业扶贫，鼓励社会力量采购脱贫村产品和服务，推广“农超对接”，鼓励农民外出就业与创业，增加非农收入。注重帮扶边缘户，积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深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三、“三乡工程”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的行动机制分析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不返贫才是真脱贫。如何巩固脱贫成果，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实践证明，“三乡工程”建设对乡村振兴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具有“一举多赢”的综合效应。实施“三乡”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发展重要思想的实际行动，顺应了城市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的新趋势，顺应了市民与农民生产生活共享共赢的新需求，对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村创业、改善农村环境、重塑乡村文明、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一）通过“三乡”工程解决新农村建设的动力问题，为脱贫攻坚提供可持续动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难点在乡村。面对量大、面广的新乡村建设，仅靠政府投入，财力不堪重负，如果集中财力做“盆景”、树样板，不仅有失公共财政投入的公平性还容易造成新的不平衡；农民收入水平不高、村级集体经济积累有限，仅靠农民力量很难较快改变农村面貌，农村发展依旧会比较缓慢。通过“三乡”工程建设，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引力、城市要素实力、市场机制活力、社会参与助力、农村自身潜力的综合作用，以各方面的合力架起城乡要素互通互联互融的桥梁，有效调动城市要素资源投向农村，开辟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的现实路径，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有效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资源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①。（二）通过“三乡”工程开辟城乡要素资源对接融合新渠道，为脱贫攻坚注入新资源农村是“三农”工作的主战场，而支持“三农”的要素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聚集了众多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农村有大量的农房、耕地等闲置资源，还有山水、空气等优良的生态资源。如何将两者有效对接，产生“化学反应”，发挥综合效益。能人回乡创业是其中的重要思路。黄陂区杜堂村葛家湾的葛天才返乡创业，实施整村改造打造“木兰花乡”景区，组织当地村民以空闲房屋入股成立合作社，使得空闲农房利用率达68%，带动农民致富。重要节假日，①注：2017年1—11月，武汉市共有4452名能人回乡创业兴业；全市投入农村的社会资金达到152.69亿元；全市新增农业新型经营主体1090个。湖北：“三乡工程”振兴乡村《经济日报》2017-12-30.

日均接待游客就达8000余人次。该村113户农户，有400多人在家门口就业，人均收入达到2万多元。蔡甸区天星村由“回乡能人”许江参与投资建设，一期投入4亿元，将整村百姓外移，租用178栋农房，流转土地1800亩，不改变农用地的属性和用途，将其功能进一步提升和放大，带动农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其中，《长江日报》等联合打造的“网红小镇”吸引了音乐、陶艺等文化创意企业和近百名“网红”入驻，为知识分子下乡、能人回乡创业搭建平台，吸引创业人员150人，带动周边近500名村民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创业吸引资源，开发资源，实现创业—资源—就业之间的良性循环，促进资源价值实现。（三）通过“三乡”工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提供制度支撑深化农村改革，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增强“三农”发展活力，激发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以乡村土地改革为中心，武汉市通过深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为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创造条件，盘活土地资源；积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为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营造良好环境，实现资源价值的增值；探索农村宅基地所有权、农民房屋财产权“三权分置”改革，为农房租赁提供制度保障。实施“三乡”工程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性提供更丰富的农产品，多样化的农村服务与体验项目，将农村改革、生产力提升与“三农”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带动农民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经营模式，以创新的载体来承接、利用和扩大改革成果，以改革来促发展，向改革要效益、要活力，真正让农民享受改革红利并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四）通过“三乡”工程找准农民增收致富与市民提高生活品质的契合点，以农民的可持续性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农民增收是“三农”工作的关键点更是贫困村的难点。务农收入低且不稳定，农民进城打工但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占比很低。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增收渠道少，需要外部资源进入农村，支持和带动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农村很多资产要靠外来资本激活，需要能人来经营，很多市民对高生活品质的追求更强烈，希望利用节假日到农村去，有的老年人希望去农村养老，远离城市喧嚣，亲近自然，体验农事，市民下乡享受“慢生活”和田园生活。同时，能人回乡、企业下乡，希望开辟农村创业新天地，带给农村新发展机遇。实施“三乡”工程，将农民的期盼与企业家、能人、市民的需求有机对接，既提高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工资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又提升了市民生活品质，就能为脱贫攻坚成效的巩固贡献力量①。从总体上看，“三乡工程”建设其实质就是要促进要素的集聚，促使城市的要素流向农村，为乡村带来新消费、新投资与新业态，增强农村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提高农业竞争水平。乡村振兴战略就是针对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空心村、空壳村等，实现逆城镇化。而乡村发展的关键是农业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乡村①武汉木兰草原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黄陂区4个自然村投资4亿元发展乡村旅游，利用当地农村1.1万平方米空闲农房发展农家乐，2018年接待游客8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5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万元，村集体年收入达50万元。

就要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提高竞争力，吸引外来人员投资，吸引乡贤回乡创业，激活农村发展潜能提升农村的活力，吸引资源要素倒流。从实践上看，武汉“三乡”工程倡导的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适当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拓展乡村创新创业空间，初步形成了双向互动的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格局，在全国形成示范效应。“三乡工程”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举措，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的有效途径。四、武汉市脱贫攻坚成效巩固的难点与薄弱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然而，我们必须面对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个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武汉市大都市与大农村特征明显，经济社会发展中主要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是最大的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就是最大的不充分。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早期，乡村向城市输出的更多的是有形的人力资源、土地资源及其他物质资源。在这种单向输出中，乡村的有形资源被城市抽离，带来了乡村的衰落，乡村在城市时代中失去了自身独特的个性，即“乡村性”①。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偏向的制度安排，乡村在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始终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农村的优质资源单向流向城市，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乡村的产业经济效益、基础设施和各种福利保障等落后于城市，乡村价值没能得到充分体现。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武汉市正常的农业生产经营秩序影响较大，疫情发生在春节旅游旺季，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基本处于停摆状态。疫情导致涉贫农产品滞销、生产资料供应不足、无法外出务工就业等，农业生产需要的种子、化肥、农药、饲料等农资运输不畅，尤其是偏远郊区与贫困地区，农畜产品受封村封路的影响难以外运。疫情对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对农村脱贫攻坚工作产生直接的较大影响，对已脱贫户的生产生活产生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直接影响已脱贫户的收入，间接影响脱贫的稳定性，农村返贫风险增大。2016年和2019年夏天，长江流域的洪水对武汉市的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农民的前期投入被洪水卷走，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后脱贫攻坚时期，因灾、因病②、因重大突发事故返贫的风险大，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影响大，不利于脱贫攻坚成效的巩固。武汉市脱贫攻坚中“三农”问题的破解仍未达到理想程度。虽然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农产品极大丰富，农村面貌极大改善，农民收入明显提高，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综合效益不高、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综合竞争力较弱；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城乡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方面的历史欠账还很多，农村环境脏乱差的面貌还没有根本性改观。另一方面，脱贫状态的动态变化决定了扶贫工①张京祥，申明锐，赵晨.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国际城市规划2014，29(5):1-7.②数据显示：我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中，20%的贫困人口是因病致贫，而因病返贫的比例则达到40%以上。

作必将是一场持久战。在脱贫目标上，实现不愁吃不愁穿的“两不愁”相对容易，实现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的“三保障”难度相对较大。城乡资源和要素只有流动起来才会产生价值。然而，城乡二元体制是制约城乡要素流动和平等交换的根本性制度原因，不利于城乡等值化发展，乡村出现衰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①。武汉市脱贫攻坚中仍面临着一些体制机制的障碍。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的基础。武汉市乡村产业兴旺依然面临着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不充分、核心竞争力不强、农村经营主体去精英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体制机制障碍有待破除、资源要素转化不充分等问题。脱贫攻坚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脱贫成效稳固，困难群众不返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脱贫攻坚成效的巩固就是要做到后脱贫攻坚时代的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中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既不能把农民落下，又不能让农村掉队，更不能让农业荒废。决不能一边是发达的工业和繁荣的城市，另一边是凋敝的农业和破败的农村。城乡融合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的基础与关键。五、武汉市“三乡工程”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的路径思考脱贫攻坚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三乡工程”建设不仅有利于乡村价值再造和提升，还有助于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一）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最有价值的资源土地资源是农村最有价值的资源，巩固脱贫攻坚成效需要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围绕土地流转、宅基地复垦和农房建设“三位一体”的基本思路，对农村住房使用权进行改革，应允许农村闲置住宅使用权出让以及城市居民到乡村租用农村房屋，进行合理改造并能够长期居住，让市民能够稳定的留在农村，让农村的闲置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实现市民与农民双方得实惠；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通过“确权、赋权、活权”，赋予农民“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集体经济股权）完整的权能，解除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促进农村人口与产权的市场化流动，让农村土地与农房价值最大化实现，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二）进一步完善支农政策，建设功能多样化的农村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乡村的稀缺性在不断提升，其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功能日益凸显。武汉市的涉农与支农政策应当从单一的支持农业现代化政策向综合性的农村发展政策拓展，明确乡村不仅是农业生产空间，还是生态保护、居住和非农就业的多功能空间，更是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中市民的“乡愁”空间。乡村空间格局需要再度分配，利益格局需要再度调整。武汉市应通过“三乡工程”建设保护乡村生态、建设基本农田、维护农村基础设施、挖掘农村民俗文化、讲好乡村文化故事、提升乡村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水平，为这些项目发展引入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科学选址建设一批农村垃圾转运中心，合理规划建设与改造农村公共厕所；科学规划与建设农村耕地；寻访与保护农村民间艺人，建立民间艺人档案，给予资金支持并培养接班人；寻找与保护农村历史文化古迹，施行建档保护①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82.

与适当维护（将旧祠堂、旧戏台，翻修改造成农村文化礼堂，用于举办民俗文化活动），提升农村历史文化涵养，保护乡村振兴的灵魂。以多样化农村功能建设新农村，吸引市民，赚取更多市民的“乡愁”钱，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三）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在武汉市郊区建立与发展“休闲小镇”，重点支持蔡甸区花博汇、黄陂区木兰花乡、阳逻紫薇小镇等。大力发展大都市郊区休闲农业，以农业及农村资源为基础，融入乡土、乡味、乡风、乡情，坚持农游合一，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提升农村生产力多样化水平。针对不同消费层次，消费群体的需求，突出特色农产品生产、发展农产品加工，开发具有农村、农家、农业特色的多样化休闲项目和体验活动，以丰富的乡村活动项目供给吸引更多的市民。具体而言，利用乡村地方民俗资源和文化资源、开发乡村节庆、传统技艺体验等特色项目，弘扬乡村民俗文化；利用乡村山水田园景观资源，拓展康养、健身、亲子等适合不同游客群体需求的多样化休闲项目。将基础性农业的农产品与休闲观光体验活动有机结合，推动涉农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实现产业融合，提升农产品价值，进而增加乡村休闲旅游业的综合收入。从而实现农民就近就业，拓展就业渠道，增加非农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四）优化政府服务模式，内外结合建设新乡村建立完善“政府搭台、企业（市民）唱戏、农民受益、合作共赢”的运作模式，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引力，运用“互联网+”搭建高效网络信息平台，让有闲置房屋的农户和下乡意愿的市民、企业无缝对接。既能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又能满足市民的需求。在“三乡工程”建设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创新与创业，提供创业项目指导、技术支撑与资金支持，以榜样的力量充分调动贫困户的生产积极性，让贫困户切身体会到努力生产、积极生活带来的实际利益，形成“不等不靠不要”的自觉意识，积极投身乡村建设。通过“三乡”工程建设调整乡村生产关系，集聚要素资源，促进乡村振兴，加强城市与农村的合作，促进城市人才、资金、科技、先进管理理念与农村发展实际相结合，以更加优惠的政策措施（协助解决落户与住房问题，税收优惠，创业指导与服务），鼓励大学生、能人、企业家等，将城市的先进资源与生产力引入乡村，运用到乡村建设中，统筹协调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改善，建设具有较强自我发展活力的新乡村，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总之，武汉市“三乡工程”最大的特点是乡村本土不经历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而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强力推动下，由外部先进要素的溢入和外部市场的拉动，在较低发展水平上实现本地绿色资源与先进要素的结合，实现市民需求（“乡愁”）与农民需求（增收致富）的融合，实现一种以绿色农业为基础的全新产业“跃升”，从而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形成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激活乡村特色资源，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增强乡村内生发展能力，以巩固农村脱贫攻坚成效。参考文献：[1]张周虎.探访米箩——寻找“三变”发源地[J].当代贵州，2015(11):52－53.[2]张绪清，黄开庆.六盘水“三变”改革何以上升为国家战略？——基于精准治贫的价值与实践阐释[J].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3):1－6.

[3]白明.从农村“三变”到城乡“三变”的推进逻辑[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78－89.[4]李再勇.“三变”：深化农村改革的哲学实践与思考[N].六盘水日报,2016-1-25.[5]孔祥智，穆娜娜.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以六盘水市的“三变”改革为例[J].新疆农垦经济，2016(6):1－11.[6]罗凌.六盘水“三变”改革：从化整为零到化零为整[J].当代贵州，2016(12):34－35.[7]韩保江.“三变”是农村经济体制又一次“革命”[J].改革，2017(8):26－27.[8]岳振.农村“三变”：打通农业市场化道路[J].当代贵州，2017(3):40－41.[9]王东京，王佳宁.“三变”改革的现实背景、核心要义与推广价值[J].改革，2017(8):5－15.[10]谢治菊.“三变”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机理、模式及调适[J].甘肃社会科学，2018(4):48－55.[11]杨晓敏.农村“三变”改革创新与实践——以甘肃张掖市为例[J].开发研究，2018(5):104－110.[12]刘培生，杨正巧.基于制度变迁的农村“三变”改革理论解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90－96.[13]罗凌，崔云霞再.造与重构:贵州六盘水“三变”改革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6(12):153－157.[14]张绪清.农旅一体化助推精准脱贫与绿色减贫---以盘县娘娘山景区“三变”改革为例[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40－46.[15]陈华彬.“三变”视域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内在机理、运行机制和实证分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7(11):50－58.[16]桑瑜.六盘水“三变”改革的经济学逻辑[J].改革，2017(7):70－77.[17]孔令刚，蒋晓岚.农村“三变”改革目标、问题与难点突破[J].地方财政研究，2017(7):14－18.[18]窦祥铭.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践与思考——基于安徽省宿州市的调查分析[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8(6):59－65.[19]谢治菊.“三变”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机理、模式及调适[J].甘肃社会科学，2018(4):48－55.[20]纪霞.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深入发展探析——以贵州六盘水三变改革为例[J].当代经济，2018(6):106－107.[21]李瑞鹏.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平凉市“三变”改革的实践与探索[J].甘肃科技，2019(3):6－8.[22]李盼杰，李靖.我国农村“三变”改革面临的困境与对策[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9(3):50－55.[23]张京祥，申明锐，赵晨.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国际城市规划2014,29(5):1-7.基金项目：2020年武汉市社科联一般课题“武汉市“三乡工程”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研究”（课题编号：WHSKL202027）的研究成果。作者简介:付寿康（1986—）男，湖北武汉人，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乡村治理与贫困问题。电话：15871486396邮箱：416739817@qq.com通讯地址：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角湖路8号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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